作为“最伟大的50部纪录片”之一，今年，“人生七年”系列电影推出了最新一部作品。56年前的那14个7岁孩子都已经63岁，他们用大半生的时间证明了“阶层难以逾越”的社会现实。但和这场漫长的社会实验相比，每七年一部的纪录片所展示的14种人生更令人感慨。

曾经的伦敦东区男孩托尼在63岁这一年经历了生意失败，重新开起了出租车。但他对自己的大半辈子很满意。他尝试了想尝试的一切，尽管最后都失败了。“但至少曾经拥有，不是吗？”托尼对着镜头说。

同样63岁的约翰放缓了年轻时的飞快语速，他开始喜欢园艺，醉心于与保加利亚扶贫有关的公益事业。21岁时，他渴望从政，42年之后，皇家律师约翰放弃了他的政治梦。

也有人运气更差些。林恩没能活到63岁，58岁那年，脑袋里搭错位置的那根血管要了她的命。为了纪念她，并表彰她平凡而微不足道的一生对于儿童阅读事业的贡献，东伦敦贝思纳尔格林区有了一间以林恩命名的小小的图书阅览室。

阶层差异

1963年，22 岁的剑桥毕业生迈克尔·艾普特（MichaelApted）在英国格拉纳达电视台做调查员和导演助理。

上世纪60年代，格拉纳达电视台打算制作一部纪录片，从伦敦和周边小镇找14 个7 周岁的孩子，记录下他们当时的出身、家庭、教育和生活状态。等到2000 年，再重访这些孩子，以此来观察阶层差异在30 多年里会对英国社会和英国人造成怎样的影响。

“我们把这些孩子们聚到一起，因为我们想在2000 年时看看英格兰的一个缩影，2000 年时的工人和主管，现在都只有7岁。”这就是“人生七年”系列的初衷。

为了满足这一“初衷”，艾普特和当时的导演保罗·阿尔蒙德集中在精英阶级、伦敦东区的贫民阶层和乡村挑选了14个7岁的孩子。

如今回头看，1964年播出的第一部“人生七年”纪录片是成功的，至少，它达到了保罗·阿尔蒙德和迈克尔·艾普特对于展现英国阶层差异的诉求。

14个孩子的介绍

来自伦敦东部贫民区的托尼

来自利物浦中产阶级的尼尔

高富帅三人组，从左往右：约翰、安德鲁、查尔斯

工人阶级姐妹花，从左往右：Jackie、琳、Sue

农二代：Nick

富家千金：苏西

天使男孩布鲁斯

彼得

福利院兄弟Paul和Symon

在那部还是黑白画面的纪录片里，约翰和他的两个小伙伴查尔斯、安德鲁一起就读于伦敦市中心肯辛顿区的一所早教学校，他们早早开始阅读《金融时报》《泰晤士报》一类报纸、杂志，学习拉丁语，为进入私立学校做准备。“读威斯敏斯特公学，进剑桥三一学院……”7岁那年，他们就明确地知道自己将接受怎样的教育，拥有怎样的人生，并对此没有疑惑。

与“三剑客”产生极端对比的是在儿童福利院生活的两个男孩保罗和西蒙，他们没有父母在身边陪伴，对于自己的生活毫无概念。“大学是什么？”保罗甚至这样问采访记者。

住在伦敦最东边的矮个男孩托尼一出场就摔了个大跟头，他调皮、灵活，被同桌（托尼说是女朋友）称作“猴子”。这只小猴子对学校里的事情没多少兴趣，他想做个骑师，驾驭飞奔的赛马。

住在约克郡的乡村男孩尼古拉斯还没旅游过，要不是参与《人生七年》的拍摄，他连伦敦市区都没进过。纪录片里，尼古拉斯穿着他那双大靴子在泥泞的乡村土路上走，他还不懂教育的意义，只是终日与自然相处，想要“探索月亮的秘密”。

在14位受访者中，只有3个男孩出身于中产阶级。在7岁这个年纪，他们都简单、快乐，不用读《金融时报》，备受家庭呵护。

在14 个被选中的孩子里，女孩只有4位。很多年后，艾普特谈起“人生七年”系列“选角”时还自我检讨过，他觉得自己有两大失误，一个是阶层观察的目的太强，导致中产阶级的孩子偏少，另一个问题是，女孩子的数量太少了。

4 个女孩中的3个总是一起出镜，她们来自伦敦东区的同一所学校，都出身于贫民。女孩们虽然还不懂得爱情是什么，但她们知道自己未来要结婚生子，模模糊糊地认为，家庭是女孩子最终的归宿。

和3位贫民女孩相比，家有大庄园的苏西就是个小公主了。7岁的苏西已经有了一点点大女孩的样子，知道自己未来要结婚生子，但孩子还是保姆带比较好。

原本，导演保罗·阿尔蒙德只想在2000 年时再拍摄一部回访纪录片，但当时协助阿尔蒙德拍摄的艾普特对这一具有实验性质的拍摄产生了浓厚兴趣，他决定接手过来，每七年对所有孩子回访一次，将纪录片做成“人生七年”系列。

随着孩子们年龄的增长，阶层不同所造成的教育资源、生活状态和人生选择的差异越来越明显。

精英阶层的孩子几乎都准确“预言”了自己的人生。14 岁时，“三剑客”约翰、查尔斯和安德鲁都顺利进入了自己想去的私立中学。21 岁时，除了查尔斯掉队到达勒姆大学历史系，约翰和安德鲁都顺利进入牛津和剑桥学习法律。毕业后，他们结婚、生子，成为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继续给孩子最好的教育，让他们重复自己所走过的人生。

△ 左为约翰，中为安德鲁，右一已经退出《人生七年》系列

中产阶级的孩子们，除了“学霸”布鲁斯进入牛津大学数学系学习，另外两个孩子尼尔和彼得都被普普通通的大学录取。和目标明确的上层阶级孩子相比，这些不太用为日常生活操心的中产阶级孩子把更多精力用在了寻找人生意义这件事上，多多少少都走了些弯路。

贫民阶层的托尼，福利院小孩保罗和西蒙都没能上大学，他们都继续从事着父辈所从事的“蓝领”工作，像父母一样早早结婚，生下很多个孩子，28岁时已经有了发胖的趋势。

3个贫民女孩也都没念大学，她们在20 岁左右就纷纷结婚生子，还有人经历了不止一次的离婚、再婚。她们大多嫁给了与自己属同一阶层的男人，一生都在为生计担忧。

或许是因为父母离异，14 岁之后，苏西长成了一个叛逆女孩。21 岁的她曾在巴黎学习，抽烟、颓丧，但到了28 岁，她已经嫁给了同样来自富裕阶层的男人，过上了稳定的家庭生活。从家族继承的房子和遗产让她可以无忧无虑地过一辈子。

苏西从不明确地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对她来说，每一部新纪录片都是对上一部里她的观点和生活方式的推翻。但她与“掉队”的查尔斯一样，因为家境优渥，他们试错的成本低很多。

最终，真正实现阶层跨越的只有尼古拉斯一人。他靠自己的聪明和努力考进了牛津大学物理系，后来又成为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教授，从贫穷的乡村男孩一跃成为精英阶层有头有脸的人物。

在今天这个社会趋于稳定的英国，甚至不只是英国，阶层依然难以逾越，出身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的一生，“人生七年”系列用56 年的时间证明了这个观点。

人的境遇

如果这个阶层差异实验按照阿尔蒙德的设想展开，它很有可能只是一个实验。但当艾普特接手这个项目，把它做成“人生七年”系列时，这部纪录片的意义和价值就远不止论证阶层差异这么简单了。

在今年BBC 刚刚推出的《人生七年9》中，当年那些7 岁的孩子们都步入了人生暮年，大家人生轨迹各不相同，但他们都在晚年找到了或几乎找到了与自己和谐相处的方式。与横向地对比不同出身所造成的人生差异相比，每个参与拍摄的孩子各自所经历的人生起伏似乎更能带来共情感，也更能让人产生对生活的思考与敬畏。

努力和目标明确的人运气都不会太差。

精英阶层带给“三剑客”财富和资源，这些他们从不曾否认。但和这些外在条件相比，从父辈继承而来的对人生清晰的定位与认知是他们“活得不拧巴”的重要原因。

“人无法确定能留给下一代什么财富，但是至少可以确定，一旦给了他们好的教育，他们终生都可以受用。”这是精英阶层安德鲁的观点。约翰也在采访中提到过，影响人们选择的或许不是金钱，而是观念。就好像他的家庭会把更多资金投入在教育上，而很多蓝领家庭也能赚到足够的钱供孩子进私立学校，但和在教育上投入相比，他们更愿意用这些钱干点别的。

来自乡村的尼古拉斯也用自己的经历证明，今天，教育依然是实现阶层跨越，改变人生的最有效途径。

明确地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这是富人通过教育所掌握的技能，但对另一些人来说却是一种天赋。贫民阶层的矮个男孩托尼就具备这种天赋。他是所有参与拍摄的伦敦东区孩子中唯一的“预言家”。

7 岁，托尼想要做骑师，14 岁就去马场做了学徒。14 岁，他想着如果做骑师没有天赋就去开出租车，21 岁他已经骑着摩托车，在伦敦走街串巷熟悉地形。21 岁，他想做个父亲，28 岁就有了两个孩子。他想开酒吧，就攒够钱开了一个，虽然最后酒吧破产，他不得不重新开起出租车。他想打高尔夫球，就和朋友去打，打便宜的场子，并不在意那里是不是适合自己的场所。

托尼也是所有贫民孩子中，最早清楚阶层难以逾越的。因此，他只想做那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没有抱怨也没有嫉妒。“我只知道狗、价格、姑娘、知识、路、街道、广场和爸爸妈妈，还有爱。我只知道这些，也只想知道这些。”在35 岁接受采访时，托尼这样说。

在《人生七年3》，也就是托尼21岁那部纪录片里，艾普特在对托尼的态度上流露了他的偏见。当时，托尼每天混迹于赛马场，帮人下注赌马，除此之外，还干了不少游走在法律边缘的事。艾普特认为，如此下去，在下一部电影中，托尼也许会被送进监狱。所以，他安排了一个环节，让托尼开着车到伦敦东区转上几圈，并指出每个区域最危险，犯罪率最高的地方。

七年之后，艾普特发现自己错了，托尼不仅没有进监狱，还生活得更好了。当年，托尼也知道艾普特的心思，还告诫他“不要根据封面来评判一本书的好坏。”托尼用行动打了艾普特的脸。“那之后我不再对每本书的结局有情感上的期待，我放弃了做上帝。”后来，接受采访时艾普特说，是托尼让他校正了自己“人生七年”系列的拍摄视角。

与托尼正相反的是中产阶级的孩子尼尔。7 岁那年出镜时，尼尔活泼可爱，他穿着英伦呢子外套，一蹦一跳回家的画面是“人生七年”系列的经典镜头。但14 岁那年，他开始变得忧郁。21岁，没能考进剑桥或牛津大学的尼尔从那所自己并不满意的学校退学，成为那个年代的“嬉皮士”。

每七年旁观一次尼尔的人生，就像是在看那部西恩·潘导演的《荒野生存》。尼尔有和男主角克里斯托弗类似的优渥的家庭环境，但他选择脱离家庭、脱离社会化的生活，在苏格兰西海岸流浪，在英国最北部的小岛生活，寻找人生的意义，“在他们应对自如的世界里寻找出路”。直到年过四十，在纪录片的另一位受访者布鲁斯的鼓励和帮助下，尼尔加入了自由民主党，拥有了一份可以为之奋斗的事业，人生才慢慢回到正轨。

同样受困于原生家庭的保罗运气好很多，他移居澳大利亚之后，遇到了陪伴他一生的女人苏珊。苏珊是他的爱人，也是他精神上的母亲。在苏珊的陪伴下，他一生都在与自己消极的、负面的人生态度作斗争。

4个女孩的命运不仅与各自的家庭背景有关，也与时代和整个社会的女性观联系紧密。在她们出生时，上世纪50年代末的英国，女性的人生选择并不多。

三个贫民女孩中唯一真正活出自我的是苏，她也是3个女孩中唯一在观念上有转变的人。20 多岁时，她和所有人一样，指望依靠男人和婚姻来支撑自己的人生。但经历生子、离婚之后，苏开始意识到，时代已经变了，女人也应该独立地面对自己的人生。

年近四十，她决定重新开始。她从学习打字做起，一边工作一边学习，在42 岁那一部《人生七年》里，她已经进入伦敦大学法学系办公室工作。她有了一个彼此相爱的男朋友，两人在一起十几年，她却不着急步入婚姻，享受于彼此相爱又彼此独立的生活状态。

牛津大学物理系毕业的中产阶级孩子布鲁斯没有选择学术或过上一种更为精英阶层的生活方式。他践行着“帮助穷人”的童年理想，一毕业就进入一所少数族裔聚集的公立学校教书，后来还到孟加拉做了支教老师。教育没有成为布鲁斯阶级晋升的工具，而是给了他更大的自由，去实现自己的理想和人生价值。